体育大生意第2385期,欢迎关注领先的体育产业信息平台

  文|曾潇

  体育大生意记者

  今冬首场寒潮天气下,中国足协发布了史上最严厉的财务管制政策,要亲手捅破中超的泡沫。

  球员的税前顶薪,被锁死在外籍球员300万欧元、国内球员500万人民币,以及21岁以下球员30万人民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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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2017年引援调节费的出炉,到2018年“四大帽”政策,再到2019年底的工资帽,中国足协一直着手引导俱乐部进行更理性的投资,尤其是希望改变球员薪酬严重虚高的局面。

  三年过去,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好转,残酷的数据依然摆在面前。

  

 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

  在14日下午的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,足协主席陈戌源略带情绪地说:

  “我们中国俱乐部的平均投入,是日本J联赛的3倍,韩国K联赛的10倍;我们中国俱乐部一线球员工资薪酬,是日本J联赛的5.8倍,是韩国的11.6倍。这些数字是触目惊心的,我们难道还不觉醒吗?”

  如今,新冠病毒的阴影尚未散去,体育产业和经济大环境在艰难重启,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存面临更加险峻的境地。

  中超泡沫不灭,中超恐将不存在。

  资金链告急

  随着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,叠加新冠病毒的催化作用,曾经呼风唤雨的中超投资人,纷纷在其主营业务上遭遇困难。

  往年,足球老板挥舞着支票豪气冲天,如今,每年数亿的亏损已成为沉重的负担。

  年初,早在病毒肆虐之前,就有16家职业俱乐部永远离开中国足球。近日,又有大量报道称部分中超、中甲俱乐部资金吃紧。

  首先是俱乐部的收入大幅度跳水。以广州恒大为例,根据其披露的2020年半年报,前六个月营业收入仅为1013万元,较上年同期的3.52亿元,下降了97%。

  而俱乐部的投资人在其主营业务上的表现更是一言难尽。

  体育大生意统计了九家中超俱乐部母公司或相关企业2020年前六个月的财务状况。

  较上年同期,营业收入增长平均为-5.5%,净利润增长平均为-36.0%。其中有五家的营业收入下滑,有七家净利润为负增长。甚至还有一家企业为亏损状态。

  

  上半年中超相关企业营收与利润情况

  这个凶险的2020年,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归零,相关企业的财务状况大面积承压,谁也不敢保证投资人还有坚守的能力。

 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早在今年5月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表示:“要重新塑造整个职业联赛的财务体系,一定要把泡沫去掉!不挤掉泡沫中国足球没有未来!”

  杠杆点

  麻省理工学院曾在企业管理领域创造了名为“杠杆点”的概念,即在组织系统中的某处施加一个小变化,就能导致系统行为发生显著的转变。

  显然,在中超联赛这样一个系统中,球员薪酬就是杠杆点。

  普华永道在2017年发布中超俱乐部财务情况相关数据,称中超俱乐部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67%。对比之下,英超、J联赛和德甲则分别为58%、45%和42%。

  而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近日接受《福布斯》网站采访时透露,薪酬在中超俱乐部总支出的占比不降反升。

  “2019年中超平均每家俱乐部支出1.8亿美元,在这1.8亿美元之中,70-80%都进了球员的腰包。”

  作为俱乐部头号开支,压低球员薪酬,能够贡献最大的边际效应,最大限度缓解俱乐部资金压力。

  更重要的是,外援薪酬也被严格限制。单个外援顶薪被直接砍到了税前300万欧元,而每支球队的所有外援薪酬相加不能超过1000万欧元。

  

  苏宁功勋外援特谢拉

  如果执行到位,像奥斯卡、保利尼奥这样的天价超级外援,肯定会告别中超。考虑到这类球星在中国都拿着千万欧元的税后收入,俱乐部能省的钱就更多了。

  刘奕透露,“在球员薪水这一块,有近70%支付给了外援。”

 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。

  根据在大会上披露的详细数据,2019赛季,中超国内球员总收入22.6亿元人民币,外援总收入37.4亿元人民币。其中国内球员平均收入554万元人民币,外援平均收入5847万人民币。

  若严格执行新规定,未来国内球员平均收入降到300万元,外援平均降到2390万元(即300万欧元),降幅将分别达到46%及59%。

  按照这个比例,国内球员总收入将减少10.4亿元,外援总收入将减少12.1亿元,即合计节省32.5亿元的薪酬支出。

  分摊到16支俱乐部上,即每支球队平均能节省约两亿元。

  这意味着,原本只够烧一年的钱,或许就能烧两年甚至更久,效果将是立竿见影的。

  另外,中超省了大牌外援的钱,顺带着还能把大牌外教的钱也省了。

  以往,为了镇住大牌球星,教练的岗位也不能少花钱。恒大就吃过这方面亏。

  像穆里奇,来中国前主要在巴西次级联赛踢球,和铁腕教练李章洙合作一切正常。但后来花费千万美元挖来的巴甲MVP孔卡,就不服韩国教练,多次发生冲突。

  

  李章洙搞不定”大牌“孔卡

  直到恒大主帅的位置变成里皮,孔卡才安分踢球。李章洙的年薪约为500万元人民币,里皮的年薪则为千万欧元。

  目前,广州恒大、上海上港、北京国安、江苏苏宁等球队,外教年薪最少都在700万欧元,广州恒大的卡纳瓦罗更是达到1200万欧元。

  外援身价下来了,俱乐部可以更从容地选择主帅,而无需“被迫”追逐世界名帅。广州恒大,若最终弃用卡纳瓦罗改用本土才俊,光这一项就能省大约两亿人民币。

  走出囚徒困境

  道理都懂,实际上很多俱乐部也早已开始紧缩银根。今年部分中超俱乐部的投入已经缩减至6亿人民币之内。

  但是仅依靠个体自发式的调整,很难带动联赛整体进行转向。一位俱乐部人士向体育大生意表示:“如果对手的投入不降,那我们要降的话压力会很大。”

  中国职业足球巨大的泡沫,最终裹挟着所有人进入了囚徒困境。

  在经典的博弈场景中,两个合伙的囚徒正面临审讯,如果都拒绝招供,只需各判一年即可出狱,如果都招供,则要一起关5年。若只有一方招供,招供的人可以立刻释放,而不招供的那个,就要留在监狱长达十年。

  最好的选择就摆在那里,但大多数情况下,两个囚徒会主动走向陷阱。

  在竞争的环境下,个体的理性选择,会导致集体的利益受损,到头来伤害每一个个体。

  投射到中超,每支球队都害怕自己成为被留下的那个囚徒,只好走向无止境的军备竞赛。

  

  J马,恒大标志性外援,4200万欧元身价只进4球

  这时,只能是强制性的行业监管才有可能带领所有人走出困境。

  降薪减资的政策,在球迷和媒体间引发了很大的震动,但足球圈内的声音非常一致。足协主席陈戌源直接点出了几位核心投资人的态度,“包括恒大许家印、万达王健林、苏宁张近东、建业胡葆森、中赫周金辉等投资人都鲜明表态,支持限薪。”

  纵观全球,J联赛、美国足球大联盟、澳超等与中超地位相似的体育联盟,都有工资帽,或者限制俱乐部大幅亏损的政策。那些商业价值远超中超的体育联盟,从NBA到欧足联,更是有复杂的财务监管措施。

  而像西甲联赛,更是在欧足联财务公平法案的基础上,制定了更加严格的俱乐部财务控制措施。

  据西甲官方的介绍,从2013年开始,西甲会在每个转会窗之前审查所有俱乐部的财务状况,以此为依据制定下个周期的薪酬支出上限。这意味着,只要俱乐部严格遵守规定,那么每年都将实现资金的留存。

  有一种声音称降薪减资是粗暴的行政干预。但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国家,这些在商业形态上更加推崇所谓完全自由市场的地方,其职业体育规则恰恰以有形的手作为最后依靠。

  中超没有理由成为特别的那个。

  

  中超军备竞赛的巅峰之作

  而且,有部分球队目前所谓的减少投资,并不敢削减一队直接相关的预算。而是裁撤俱乐部商务开发、品牌公关、青训建设等支出。今年以来,有很多体育公司,都收到了中超、中甲职业俱乐部离职员工投来的简历。

  这样的举措,相比起降低球员薪酬,短期内可以在不损失一线队战力的情况下省钱,但无疑是损害俱乐部长远发展的。只有至上而下的监管,才有可能确保球队砍掉该砍的预算。

  球员怎么办?

  针对顶级球员薪酬一下子缩水至税前500万元,有人替球员打抱不平,也有人认为成为顶级球员的回报大幅减少,会伤害青少年球员的热情,造成青训力量的流失。

  但是,无论是数据还是逻辑上,这些论断都缺乏支撑。

  首先,中超球员的薪酬水平已是日韩联赛球员的数倍之多。而如果放到国内社会的大环境中,中超球员的薪酬水平更是顶级“打工人”。

  2019年10月,《南华早报》曾报道,中超球员的薪资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160倍,这一数据位居全球各大联赛之首。而作为对比,西甲联赛中,球员工资水平是西班牙公民平均收入的124倍;英超联赛球员工资水平是公民平均水平的115倍。

  即便降薪之后,中超球员平均薪酬降至300万元,也依旧处于金字塔尖端。毕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,国内民众的普遍收入并没有想象中的高。

  

  根据智联招聘和新浪财经发布的最新数据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月均薪酬分别为11623元、11226元和10453元。这也是全国仅有的三座平均月收入过万的城市了。

  而如果使用中位数,以去除高收入人群对统计结果的影响,那么全国仅有北京和上海能突破6000元。

  至于运动员容易受伤、职业生涯短这类风险,已经在目前普遍过百万的收入里得到了过量补偿。这些风险日韩球员同样要承受,但他们拿到的收入远远低于中超。

  其次,类似顶级球员收入下降会伤害青训力量这样的观点,似乎就更荒诞了。

  足球的成才之路的确风险很高,国内青训的种种状况,也确实让很多小球员过早的流失,但要解决这类问题,理应通过更好的体教结合手段,或者搭建更完善的青训体系去根治。

  如果一味用职业球员的极端高收入来引诱青训球员,纯属饮鸩止渴,怎么想都不太合理。

  当然,短期来看,球员的利益肯定是要受损,球员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。只能说大环境就是如此,趁早调整心态,努力维持职业生涯才是正道。

  更年轻的小将如果想挣更多的钱,他们可以追随日韩球员曾经走过的路,去海外赚欧元。

  而不是像前些年,很多已经出海的小将过早地回到中超赚大钱。或者为了套取更高的收入,假留洋、真转会。

  

  胡睿宝曾借道曼城完成”出口转内销“

  活着

  中国足球更艰难的日子恐怕还在后头。

  中超公司总经理董铮早些时候曾对外披露,2020年中超公司给到俱乐部的分红会减少30%左右。参照2019年中超球队普遍能获得6000万元分红,本赛季俱乐部获得的分红将会减少2000万元。

  至于2021赛季的中超联赛,很可能还是无法回归正常赛制,俱乐部的收入窘境难以逆转。而中超的投资人们,尤其是那些主业为房地产的投资人们,未来只会面临更险峻的市场环境。

  中国职业足球,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。

  自从1994年首届甲A联赛开幕,中国职业足球走过了26年的漫长探索。有人为理想而来因伤心而去,有人为投机而来因崩盘而去。投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却从未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。

  与此同时,无论是国家队还是职业体系,都原地踏步甚至倒退。如今,在更大的挑战面前,中国职业足球必须求变,不得不变。

  中国足球的问题太多了,降薪减资也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,但我们总得从千头万绪中找到一条线索去迈出第一步。

  因为我们至少要活着。

  14日下午的大会上,河北华夏幸福总经理李君代表所有俱乐部做了表态性的发言。

  “限薪加限投,是俱乐部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,中国足球的发展任重道远,需要大家努力,相信在中国足协的领导下,在各位的共同努力下,中国足球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”

  “最后,祝在座的各位工作顺利,一定要坚持,希望明年都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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